當然在挑選文章的過程中必然無可避免地牽涉我個人的意識形態。
其實很明顯。
應該慶幸這一次事件能帶動那麼大的討論，
尤以首當其衝的師生們點出的結構性問題。
「縱使能驅逐『就地休眠』者的好夢、
沒收肆意吃食者的食物、將遲來的同學趕進課室，
甚至將『不想讀』的人趕出課室，
卻無可避免下一批進入大講堂的人同樣昏昏欲睡。」
……這樣場景與角色的套演關係。
[1]
洪蘭：別讓教室淪為菜市場
更新日期:2009/11/10 15:38 洪蘭
中央大學教授洪蘭，在《天下雜誌》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某頂尖醫學系學生上課啃雞腿、吃泡麵，學習態度差。洪蘭批評「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該事件各媒體均大幅報導，更成為報紙頭條，引發學者與網友激烈論戰...
洪蘭教授究竟說了什麼，引起爭論風暴？以下為《天下雜誌》原文完整重現：
港、陸大學跨海搶人才，但台灣學生感受到國際競爭的壓力了嗎？
看到香港城市大學來台灣招募好學生並提供十萬港幣的獎學金，真是心裡一驚，「十年河東轉河西，莫笑窮人穿破衣」，以前是香港學生來台灣讀書，現在是我們去香港讀書了。
這也難怪，現在全世界的大學都在搶人才，因為十九世紀的財富在土地；二十世紀的財富在勞力；二十一世紀的財富在腦力，列強因殖民地而致富，我們也因加工區做代工而經濟起飛，現在更要靠創意來致富了。因此各大學祭出各種優惠條件，網羅第一流的人才，甚至派出「學探」，像星探或球探似的，去全球尋找。在國際競爭這麼激烈的時候，我們的大學生卻沒有感受到這股壓力，令人擔憂。
最近去一所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做評鑑，發現上課秩序極不好，已經打鐘了，學生才姍姍來遲，進來後，有人吃泡麵、有人啃雞腿、有人打開電腦看連續劇、有人趴在桌上睡大覺。打手機、傳簡訊的就更不用說了。遲到的同學不是悄悄在後面找個位子坐，而是大剌剌走到他座位的那一排，叫坐在外面的同學起來讓他進去，絲毫不尊重同學的上課權。想不到現在連音樂廳、戲劇院開始表演了都不准進場，怕侵害到觀眾和表演者的權益，知識的殿堂反而更隨便，自由進出，好像菜市場，視授課老師為無物。我看不下去，起身離開，後來好奇，再回去看原先睡覺的同學有無醒來上課，結果發現不但原先睡的沒起來，又陣亡了更多。假如這是我們大學生的上課態度，我們拿什麼去和別人競爭？
學生也應該「敬業」
就業最重要的是「敬業」，因為那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在早上八點的晨會，我們發現醫生們不但遲到，連白袍都沒穿，當然也還沒去巡病房。醫生的責任是照顧病人，以往是七點先巡病房，八點再來晨會，現在即使來了也是坐在最後面做自己的事，紀律的鬆散令人咋舌。看到這個現象，就了解為什麼台大的校長在歡迎新生時，講的不是如何立志做大事，而是晚上不要熬夜、不要翹課、要替媽媽洗碗……，這些是我們對小學生所講的話，假如大學生要這樣教，我們的大學生還叫大學生嗎？那種「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讀書人抱負到哪裡去了？
敬業是個最基本的做事態度、是個操守，不敬業的人，能力再好也不會成功，對醫生來說，還會害死人。學生的敬業就是做好學生的本分，父母出錢讓我讀書、國家出錢蓋了教室、買了儀器栽培我，我要好好學習，這不是八股，是做學生的基本要求。如果不想讀，何不把機會讓給想讀的人呢？ 尸位素餐是最可恥的。
看到學生浪費他們自己的生命，也浪費國家的資源，就很難過，曾經有人擔心我們下一代會去別的國家做台傭，假如我們自己不覺醒，這個擔憂就可能不是杞人憂天了。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2]
中央大學洪蘭教授在十一月號《天下》雜誌〈不想讀，就讓給別人吧〉一文中批評：「最近去一所台灣最頂尖的醫學院作評鑑，發現上課秩序極不好……」云云，引起報章矚目。洪教授造訪的是本班週一下午的「醫療與社會」課程。該課程旨在告訴我們：不要輕易將錯誤歸咎於單一個人、試著找出問題的「上游」。身為修課學生及被評鑑當事人之一，我願以在課程中習得的分析方式補充洪教授視而未見的若干面向。
制度總是存在誘因與反誘因。以台大醫學系而言，必修課程過度集中於一上及二下之後，是否使一下、二上的「黃金時期」被學生視為修養生息的時機？某些上午在總區上課的二年級同學，是否因為必須在中午匆匆趕到醫學院區而姍姍來遲？當缺乏醫學經驗等相關素材（materials）的醫學生，上課上得興味索然，調動整體課程順序是可行的方案嗎？要改善學習態度問題，不能不加考慮地只將目光聚焦在學生身上。
然而，更關鍵的是，洪文所述的現象真的存在嗎？我的意思是，醫學生是在所有課程都等量的不專心，或者在某些課程比其他課程較不專心？若洪教授未曾嘗試釐清，雖可善意解釋為犯了抽樣誤差的毛病，也不免令人質疑是紮稻草人來戳。我所經驗到的，反而是教育體系對基礎科學和人文社會關懷的不重視，與國考必考科目上課氣氛的精微肅殺形成反差。假設「考試領導教／學」的幽靈仍在徘徊，競爭力與學習態度之間的連結實在該被打上一個大問號。可能正因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的學生，是最適應現行人才拔擢制度的一群，他們懂得策略性地配置學習資源，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高分畢業、通過國考、繼而升等晉爵。學習態度不佳是制度扭曲造成的不適當行為，主事者在苛責之餘，難道沒有責任反省：醫學教育制度改革，改到哪裡去了？
教學是教師和學生互動的過程，同時又鑲嵌在教育政策與更大的社會圖像之中。學生不守規矩等態度問題確有自我反省的必要；但就洪教授所處的意見領袖地位，除了譴責同學，也應該登高一呼，點出學生、教師、教育主管單位所處的共犯結構。結構性問題在於：醫學院或醫界仍然重視技術遠過於「醫學與人文／社會」議題，甚至是為了應付評鑑才開設課程。課程本身無疑是重要的，但如果不能鼓勵學生在課外自發搜尋文本資料、參與相關演講或工作坊、從己身醫病經驗中汲取養分，恐怕仍只是杯水車薪；更有甚者，會讓學生誤以為院方隱含一種工具性的期待，即：通過一學期每週兩節的必修課講授，醫學生身上就能蓋上「具有社會意識」的戳章。這樣，叫學生怎麼點燃學習熱忱？
Irving Zola曾說過一個醫學社會學中最著名的比喻：醫生個人往往像是站在急流下游，費力地為溺水的人們施行人工呼吸，卻累得無力追究到底是誰在上游把那些人丟下水。同理，洪蘭教授撰寫的專欄名為「人與環境」，若只看到人性的墮
落與環境的艱難，卻不能進一步抓出環境與人相互影響（interplay）的脈絡，那麼縱使能驅逐「就地休眠」者的好夢、沒收肆意吃食者的食物、將遲來的同學趕進課室，甚至將「不想讀」的人趕出課室，卻無可避免下一批進入大講堂的人同樣昏昏欲睡。
（作者為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學生，系學會文刊部長）
[3]
近日各界對於台大醫學系「醫療與社會」這門課有諸多關注。我想以當日上課老師的身分，說明上課景況，並且提供更大的脈絡，呈現台大醫學人文教育近年來的新發展，以及我對醫學系新生代的觀察。
當天上課主題是「健康與社會不平等」。課堂上首先介紹社會學探討健康不平等的幾個取向，並以一篇健保制度是否減少城鄉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發現為例，請同學討論，如果探討台北與台東的健康差異，除了調查兩地健康生活習慣這種作法之外，還有哪些值得關注的面向。對於這個「雙城故事」的研究，同學們紛紛提出可以瞭解醫療資源的分配，失業與貧窮的狀況，是否台東高風險勞動工作較多等等角度。十分具有內涵的發言，很能打破健康僅是個人責任的思維。
接著我們利用兩個研究案例，進一步討論不同研究方法所探索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一個是公衛學家詹長權以流行病學資料探討台塑六輕與雲林居民罹癌比例的研究，另一個是社會學家蔡友月透過田野工作探討蘭嶼達悟族精神失序的議題。下課前，我問同學有沒有什麼回應與問題，一位坐在教室後排的同學，很有層次地從雲林居民的社會經濟地位、勞動處境、健康處境以及醫病關係，提出四種剝削的分析架構。我聽完非常震撼，當場詢問確認這是台大醫學系二年級同學。同學如此有精彩的回應，讓我對新生代更感敬意。
近年來醫學社會人文一波波改革動力下，台大醫學系設計了「醫療與社會」這門二年級的必修課，分醫療人類學、醫療社會學、醫學與道德哲學、法律與政策四大單元，由四位老師帶領。由於醫學系同學大一時修過哲學概論以及社會學，我們將這門課視為醫學人文教育的進階課程。「醫療與社會」的課程之後，學生會繼續以小組討論的形式，由臨床醫師擔任小組老師，帶領同學深化對上課主題的瞭解。對於台大醫學院近年來投入醫學社會人文改革，並結合各個社會人文專業領域的合作，我認為是醫學院的一大突破。
近幾年我與醫學系一二年級學生的接觸，很容易感受新生代對社會關懷的廣度與深度都遽增。例如，關懷校園事務的醫學生明顯變多；透過醫學院學生會投入公共事務也更積極；參與國際醫學生會議的論文發表，也常以疾病汙名等社會人文作為主題。連台大社會系因應八八水災開設的「災難與社會」，都有幾位醫學系同學選修與旁聽，讓人眼睛一亮。
獨立思考、自主學習，我想是專業素養中很重要的一環，也是許多人所珍視的台大校風。整體醫療社會人文改革的企圖，醫學生內部的反思，都朝向這個價值發展。除了看到某些上課行為之外，我想也值得深入瞭解學生多層次學習的方式，以及整體醫學社會人文教育改革的突破。
（作者為台大社會系、醫學院社會醫學科副教授）
[4]
台大醫學院必修課「醫療與社會」課堂事件持續發燒，昨天該課堂老師主動投書《聯合報》，從老師的角度還原上課現場。該文讓人們理解，這門一直被認為是「可能不重要」的「通識」課，其實是醫學院人文改革的一個環節。其實，學生的個別課堂行為不等同於課堂秩序。當然也不等同於上課態度、更遑論學習效果。這是教育方法學的重要課題，需要細緻而全面地研究。在這裡，筆者想討論的是這個危機過程中，醫學院領導階層所透顯出來的態度。
醫學院第一個時間點的反應是，將評鑑委員的批評文章發給每一位同學要求大家反省。然後，院長對媒體表達，這是校外年輕女老師的通識課（實際上老師為台大社會系與醫學系合聘，課程也是被納入專業課程的必修課）。院長未明說的訊息似乎是，如果是「醫學院資深男老師的專業課」，學生上課就不會有這種個別行為。最後，除了深表反省外，醫學院院長的改善方案是，「未來將以更嚴格的規範來導正學生的學習態度」。
先談性別議題。醫學院院長在未經詢問事件當事人瞭解教室現場實際狀況下，就片面地落入性別刻板印象，認為是女老師有可能鎮不住學生。恰巧反映了醫學教育中長期以來的性別盲點。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相當不尊重女性教師的專業地位。在許多研究中，都顯示這種男性領導，經常缺乏性別敏感度。世界衛生組織還在晚近要求其會員國必須落實性別主流化的改善策略。台灣的情況，則更為嚴重。因為台灣醫學院就學人數男女長期失調，導致醫學領域，長期以來一直被資深男性以威權的方式領導，因此特別需要能夠反思自己的性別框架。
其次，醫學院院長以通識課來回應，係學生的個別行為，除了在事實認定上，錯把必修的專業課程「醫療與社會」當作非專業課程的「通識」課外，也反映了醫學院領導階層，將學生對通識課程的輕視，視為當然。諷刺的是，醫學院正在進行的醫學人文課程改革的努力，就是要將社會人文教育整合為醫學專業的一部分。這除了是教育部推動中的專業改革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台大醫學院課程改革的進步作法。然而，醫學院院方在這次事件的回應中，仍將此類課程劃分為通識，意圖與專業課程切割，相當可惜。
筆者去年曾經教過醫學系大一學生「社會學導論」，深知這群新世代學生對知識的熱情，對醫學人文精神的渴望，相當值得期待。然而，老師們在課堂中一點一滴的努力，有時候，很容易就被領導階層的一句話抵銷。如果台大醫學院方面，在第一個時間點，不是以「校外年輕女老師教通識」作為解釋；如果醫學院的領導階層，除了將批評學生行為的文章發給每一位醫學院學生要求學生反省外，還能深入瞭解課堂狀況，讓作為教育主體的老師與學生們一起討論與思考改革之道，那我們醫學教育的改革，應該會更有希望。
這個事件透過媒體的報導，觸發了社會大眾對醫生、醫德，甚至是年輕大學生的潛在不滿。但是，我們要提醒的是，醫學院以及傳統教育中，由上而下要求規範的威權品格教育，已經一再證明是失敗。再多的點名，再多的道德要求，再多的上課身體規訓，都只能讓這些聰明的大學生作表面功夫。沒有發自內心對人的尊重，對知識（而非分數）的真誠熱情，就不會有自發自律的大學生，也無法涵化出具性別敏感度、倫理觀、尊重病人的好醫生。這正是我們的醫學教育需要人文與性別觀點的原因。
期待台大醫學院的領導，能從評鑑過程意外觸發的形象危機中，看到醫學人文改革的真正轉機！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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