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人之愛》
怎麼看都是變態大叔與蘿莉塔，讓我聯想到近日駱以軍與董啟章的「少女神」對談。對他們而言，對「少女神」的崇拜不僅是緬懷青春期、「想像另一種人生」（不是女性的、沒有女兒的……），更是關於文學創作的核心特質：脆弱與救贖。就像在美國血漿片裡，永遠瞬間被草率肢解的，都是賀爾蒙暴衝的中二屁孩和淫娃蕩婦，最後存活下來的總是那些楚楚可憐卻一夜長大的女孩（但唐謨，《約會不看恐怖電影不酷》，2013）；脆弱與救贖。
naomi舉手投足無不是金髮碧眼，和皮洋骨：從片假名的名字表示、到學習英文與鋼琴等洋派技能。作者毫不避諱的揭露「我」對西洋的崇拜，似乎置入了一整個日本－－甚至以日本為代表的整個亞洲－－在戰後與美國的關係。《戰後日本的政治無意識》（吉見俊哉，2013）曾經分析，日本終戰後經歷了一段巨大的「意識斷裂」：與美國從敵對，突然轉變成過分親暱，造成的無所適從，乃至於到現在對美國老大哥的馬首是瞻。種種因自卑而顯得猥瑣的仰望：例如物質條件不允許，無法直接移民、歸化成洋人，只好把 naomi這個少女玩偶塞進西洋符號，以此意淫。
對女性與西洋文化的雙重意淫，來自「我」既想豢養、又想（也必須）馴服少女神。在此不但是性別，更是國族的隱喻。這種設喻毋寧是非常聰明的：當性別與國族交織（intersectionality），男性既愛慕少女、卻又貶抑陰性（miso-gyny，仇女現象），比如責怪naomi揮霍（「一個女人也學什麼外送，自己想想會不會太浪費了！」，94頁）、理直氣壯地將naomi視為所有物，就如同日本對美國既尊崇、拉攏，卻又羞恥排拒的心結。甚至我們也能藉此觀看當代台灣的「ＣＣＲ現象」：男性不得不承認西方（軍事與器官的）船堅炮利，卻又不甘被處處打壓、俯首稱臣，只好膨風自己，回頭去控制能被控制的東西－－往往以女性（的身體）作為標的。由本書看來，戰後日本對西洋的複雜情結因而昭然若揭。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