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逸速度

教官退出校園那一日，我要把新聞寄給高中教官。就算他已經退休，他的學弟學妹不能再作威作福，怒摔點名板，在課堂上大放厥詞，聲稱稱呼我們「先生」就是尊重，講他兒子打老爸像打共匪、他認真思考要重拾體罰的故事；不能再在段考時要我穿上制服，說要查驗我身分，卻更像面子拉不下來刻意刁難，「熱？是你家的事。」

同性結婚合法那一日，我要把新聞寄給高中老師。高一德高望重的班導，在升旗時把我和同學揪到後排，要我們和另一個疑似是同性戀的同學少來往，殊不知他面前這兩個才是。要寄給那位家政老師，跟她說不要再告訴我妳理解、且關切，身為同志很痛苦；妳就是我們痛苦的原因。

我要跟你們說，當時十六七八歲的我，很孬，很弱，捏緊拳頭、卻裝聾作啞，我很後悔。但比我更強更努力的人，替我戰勝了。我們贏了，我們站在歷史的這一邊，把你們掃進灰燼裡。

為的不是懲罰你們，你們才沒那麼重要。

為的是，不再讓比我更孬、更弱、更沒有資源、遠離台北、接觸不到大學課堂裡女性主義的人⋯⋯被你們殘害，受妳們欺凌。無論你聲稱那是不是善意。